发布时间:2024-12-05 16:20:17 来源: sp20241205
从河北邯郸到贵州贵阳,最快的高铁也要近7个小时才能抵达。从三年前寻亲成功至今,杨妞花已经在这条路上往返数次。路的一头,是她从5岁被拐至今生活了近30年的地方;另一头,有她儿时生活的老家和家人。如今,当年拐卖她的“人贩子”余华英,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(以下简称贵阳中院)接受审判。
去年至今,余华英案每一次开庭前,杨妞花都会提前两三天赶到。她有很多事情要处理:接受媒体采访、联系其他被害人的家属、帮他们安排住宿……她一着急就容易上火,这两次到贵阳,嘴唇起了泡,额头上冒出痘痘,爱美的她照着镜子有些无奈。
作为受害者,杨妞花亲手将加害自己的人贩子送上了法庭,她迫切希望余华英能早一点受到法律的制裁,给自己、早逝的父母以及其他被拐家庭一个交代。
10月11日,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在贵阳中院开庭。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,余华英曾拐卖17名儿童。因案情重大,该案择期宣判。
A 等待宣判
2023年7月14日,贵阳中院开庭审理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案;2023年11月28日,该案在贵州省高院二审开庭;2024年1月8日,贵州省高院作出二审裁定,发回重审……每次提起案件的时间节点,杨妞花总能快速又准确地回忆起来。
1995年冬天,5岁的杨妞花和父母、姐姐在贵阳生活,被邻居余华英拐卖到河北邯郸一户聋哑人家。在新的家庭里长大、结婚、生子后,杨妞花决定寻亲。2021年6月,她找到了自己的家,得知父母因自己被拐伤心过度已经去世。
她决心把当年拐卖自己的“人贩子”余华英告上法庭。2022年,杨妞花向贵阳警方报案,一个月后,余华英被抓。随后,余华英被以拐卖儿童罪提起公诉。2023年,余华英被贵阳中院一审判处死刑,二审法院以原判漏罪等为由,裁定发回重审。
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至今9个月,杨妞花几乎是数着天数过日子。心里焦急的时候,她问公安、问检察院、问律师,“到底到哪儿了?到底咋回事?怎么还没弄清楚?”
实际上,余华英将受到的处罚似乎没多少悬念:2023年,贵阳中院一审对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。贵州省高院二审以原判漏罪等为由发回重审,今年10月11日,贵阳中院重审一审开庭,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,余华英自1993年至2003年期间,伙同另外两人,在贵州、云南、重庆等地流窜,物色合适的儿童进行拐卖,共计拐卖17名儿童,在一审和二审所认定犯罪事实基础上,拐卖儿童的数量增加了6名。在这种情况下,她几乎不可能被轻判。
杨妞花回忆,在该案一审、二审、重审一审中,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均为死刑。因案情重大,本次重审一审并未当庭宣判。
杨妞花希望判决越快越好。她想给去世的父母一个交代,也想放下这桩事。至于余华英,她在一审开庭见过一面后,就不愿意再面对,等到这个案子执行完,她不会再提起这个名字。
“希望下一次宣判的时候,能真正地拿到结果。”10月11日,走出法庭的杨妞花说。
B 做回杨妞花
“杨妞花”这个名字,成为父母留给杨妞花为数不多的念想。
但自从5岁那年被余华英拐到河北邯郸农村之后,她便失去了这个名字。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陌生的称呼——“李素燕”,成为了她被拐这26年里唯一的身份标识。
在记忆深处,她一直记得父母给自己起的名字“杨妞花”,小名“杨妞妞”。她迫切地想要改回来。认亲之后,她为这事多次找过相关部门。但被告知,必须要有明确证据证明她曾经叫作“杨妞花”。直到去年拿到判决书,上面载明“李素燕”原名叫“杨妞花”,她据此才能去申请。
今年6月,杨妞花从快递站拿到新办好的身份证。回到自己经营的美容店里,杨妞花看着手中的身份证直流泪。她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姐姐杨桑英。
“你看,我跟你一样姓杨了。”
“哎呀,恭喜你。”“爸爸得多高兴啊。”姐姐说。
看到姐姐的回复,杨妞花发了一个小孩在地上打滚的表情。
拿到新身份证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杨妞花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兴奋之中。无论走到哪里,她都忍不住想要掏出那张崭新的身份证,向别人介绍:“我叫杨妞花。”
C 反击“人贩子”
如今再提到“杨妞花”,很多人会把这个名字和寻亲、打拐联系到一起。她寻亲的故事被写成书出版,也有影视公司找到她,想把她的经历改编成影视作品。
今年9月底,电影《浴火之路》在上海举办首映礼,邀请了杨妞花观影。出发前,杨妞花只知道自己被安排发言,但到了现场后,她没想到自己会被如此“隆重”地介绍——“5岁被拐的女孩”、“26年后将人贩子送上法庭”,这是现场主持人介绍她的关键词。
这部影片讲述了被拐儿童父母反击“人贩子”的故事。这些家长们,有的为了找孩子没吃没喝仍在坚持,有的在寻亲过程中很乐观,却在找到孩子后发现孩子已离世,受不了打击跳桥……看到这里,杨妞花忍不住流泪。
电影里,穷凶极恶的“人贩子”最终下场凄惨——有的在雨夜被雷劈中,有的则被水泥淹死。
看完结局,杨妞花心里特别痛快。她觉得电影情节和现实生活很像:将她拐走的余华英,很快将受到法律严惩;当时为余华英提供落脚点的中间人王某付,如今已年过九旬,孤苦无依,晚景凄凉;而另外一名参与拐卖儿童的男子龚某良,也因早年的一场意外而离世。
回想自己把余华英送上法庭的经历,杨妞花分享观后感时,把自己比喻成“可以咬人的兔子”。“在迫不得已的时候,我们就是虎和狼,可以冲破困住我们的笼子,去撕咬坏人。”
D 从寻亲者到志愿者
成为公益性寻人网站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这三年来,杨妞花收到很多私信,向她求助的大多是被拐儿童。“我可以找家吗?怎么能够让家里人知道?会牵扯到养父母吗?”这些是他们最常问的问题。
她想到一个办法——在社交账号上发布自己和养父相处的日常。寻亲成功后,她会带着聋哑养父到姐姐家里一起过年,陪他一起去北京玩。她希望通过这些视频,告诉想找家但不敢找家的被拐儿童们:“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找,找到(亲生父母)之后,决定权在你们手里。你们只会多一个爱你们的人,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。我在找到家之后,生活也没有被影响。”
一开始,杨妞花听到很多质疑甚至骂声,有人骂她的养父是“买家”,但杨妞花还是坚持更新。时间久了,这个方法“很管用”——有被拐儿童看到她发的视频后,愿意主动站出来采血,和亲生父母比对DNA。三年来,她已经帮助过十多个被拐儿童找家人。也有一些寻亲家长找到杨妞花,向她咨询维权的经验。
这次到贵阳参加庭审前,杨妞花随身携带了两张照片——一张照片是年轻时候的妈妈,正如她记忆里那样,爱穿白色的衣服,把长长的头发扎成马尾辫;另一张照片是年轻时候的爸爸,怀里抱着小时候的她。
有记者问,你会把照片带进庭审现场吗?她摇了摇头。她不想让父母看到“余华英那副德行”,而是希望用这两张照片向大家描述“人贩子”给她带来的、那些用言语形容不出的痛苦:“孩子被拐之后,影响的不光是被拐的人,在这个家庭里的其他小孩也不幸福,父母也不幸福。”
10月11日,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开庭,杨妞花走出法院时,被媒体的摄像机和话筒包围,在她身后,是高举着孩子信息牌的寻亲家长,期盼能借此机会让被拐儿童的信息得以扩散。
经历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庭审,杨妞花的声音透露着疲惫。但她仍然详细地回忆庭审中的每一个细节:谈及自己家庭的遭遇时,她注意到余华英正抠着手指;而当两人目光相对时,余华英依旧眼露凶光;情绪激动的寻亲家长试图冲向余华英,被工作人员及时拦下……
杨妞花不忍心拒绝每位到访的记者,哪怕她已经把这些故事重复讲了一遍又一遍。她格外珍惜每一次发声的机会。尽管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拥有上百万的粉丝,但她始终担心自己的力量不够。她希望通过接受采访,让更多人关注被拐儿童以及寻亲群体。正如她这次开庭前把父母的照片带在身边那样——“我想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拐卖事件,也希望判决能够震慑人贩子。”杨妞花说。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林珏瑶 贵州贵阳报道
【编辑:刘欢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