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历史小说与当代读者产生共鸣（创作者谈）

　　今年，根据我的同名历史小说改编的网络剧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（见图）在国内播出，观众反响良好。原著中的六个故事来自方志、杂抄等民间案牍，从明代基层官吏和专业人士的视角出发，于细微处向读者展示明代中国。小说也获得泰国读者的喜爱，泰国“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”曾在曼谷举办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读者交流活动。与泰国读者交流时，我抛出一个问题：“我的作品写的都是中国古代的人和事，大家为什么喜欢读？”读者们的回答五花八门：有的被密集反转和紧张节奏吸引，有的被主人公的人格魅力打动，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读者说自己遇到和小说主角同样的困惑，想看看故事里的解决之道。

　　历史小说为什么会吸引当代读者？除了“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这些道理外，那位泰国读者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：在历史小说中，我们看到了古今相通的人性共性，看到了历史与当下的连接，这些是将个人经历置于不同时代场景中的再体验。

　　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过一个命题：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他认为，历史需以当下现实为锚点，才能够进行讨论与重构。“当代史”不是以某个时间为界限，而是取决于历史事实能否与个体生命经验产生关联。在文学领域，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略作引申：“一切历史小说，都是当代题材小说。”文学作品讲的虽是历史掌故，倾注的却是作者对当下的观照，与作者同时代的读者看到后，自然会生发共鸣之心。回顾文学史，历经时间淘洗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，无一不具有跨越时代、感动读者的力量。

　　我们为《离骚》而流泪，是因为我们同样具有屈原那样的爱国情怀；我们爱读《西厢记》，是源自对爱情的浪漫憧憬；我们读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《斯巴达克斯》，是因为从中感受到对自由的向往。这些情感并非来自作者赋予，而是我们自身的理解与渴求恰好在作品中寻得共鸣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历史小说作者的任务不是如史学家般抉微钩沉、探寻真相。历史小说作者要寻找古代人与现代人在精神层面的共性，提炼不因时光流转而改变的某些特质，并映照到现实中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历史小说的立意至关重要。历史小说虽以陈旧的历史为素材，意识却应是现代的、崭新的。诚如法国作家大仲马所言，历史提供了一枚钉子，用来悬挂小说的大衣。钉子可以是老的，大衣却一定要是新款。优秀的历史小说绝非简单复刻古代，而要融入现代意识。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、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和日本作家井上靖的《敦煌》等，都是其中翘楚。

　　在历史的缝隙中，亦有许多可能性值得挖掘，值得用想象去填补——我将其称为“历史可能性”写作。我用类似于“夹心饼干式”的写作方法处理故事和历史之间的虚实关系：对历史大事件和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，不去改变，力求真实；对风土人情、典章器物等生活细节，也不做改变，并力求考据精细。于两层真实之间，我会加入虚构内容，力求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，令故事尽量精彩可信。

　　近年来，我追蹑前贤，坚持从大众角度展开写作。小说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立意最终落在“守护长安”这样一个命题上：张小敬，一个在正史中仅有短短一句话记载的“小人物”，如何守护他所爱的城市，保护生活其间的万千百姓。他的言行超越了贵贱有别的封建社会陈规习俗，自觉闪耀着人民史观。读者阅读时，会下意识地联想到身边的警察、医护和消防队员，想到这些默默守护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通人。这种个人的体验与感动，会移情到主角张小敬身上，与小说作者共同完成角色塑造。

　　《大医》是我新近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，分为“破晓篇”和“日出篇”两部出版。故事同样聚焦“大历史中的小人物”，以20世纪初的中国为背景，讲述三个普通年轻人互相扶持、逐渐成长为公共慈善医生，并体悟到何为“苍生大医”的故事。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放弃舒适生活、选择救死扶伤的前辈医生们，也从我的笔端走出，共同绘就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画卷。《大医》出版后不久，即入围中国作协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首批项目，受到读者朋友的广泛欢迎，有望进行影视拍摄。我期待这部讲述中国医者仁心的故事，未来也能够通过文字和影像拨动海外读者与观众的心弦。

　　当下，以网络文学、影视IP等为代表的数字化传播方式，已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重要航线。由我创作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风起洛阳》也搭上“国剧出海”这艘大船，跨越不同语言和文化，令外国观众了解中国、爱上中国，令我收获了一批外国读者。

　　通过与不同国家的读者交流，我愈发深刻体会到，人类彼此之间的共性大于个性。无论身处哪个国家、哪个文化圈，人们珍视的东西基本一致：对家庭的关心、对亲情的眷恋，对友情的渴望，对自我成长的表达……一位泰国读者读到《三国机密》里杨修渴望得到父亲杨彪的认可，便想到自己叛逆的青春期；一位日本读者看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后，特意写了书评，感慨盛世长安的浪漫繁华。同样，我作为中国读者，也能被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》所展现的“大历史观”深深震撼，也能从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里看到世情百态。由此可见，迥异的文化背景并不会成为阅读的障碍。

　　我曾在新西兰留学4年，给许多当地朋友讲过中国传奇故事中的四大悲剧。他们并不知道西王母和秦始皇，也不明白西湖和化蝶的文化内涵，但这不妨碍他们为白素贞、孟姜女、牛郎织女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遭遇而流泪。原因无他，这4个故事体现出的人性魅力超越了文化背景差异，无需特别翻译，放之四海皆能获得理解、引发共鸣。

　　在为《大医》做史料研究时，我读到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的一句话：“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妍媸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。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。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，深心凄怆，勿避险巇、昼夜、寒暑、饥渴、疲劳，一心赴救，无作功夫形迹之心。”这与当代医学生入学前宣读的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二者表达方式虽然不同，核心思想却基本一致。这说明医德同样超越不同文明，具有人性至善至美的共通点。从这样的“人性共通点”入手创作，也就无需担心语言的藩篱、文化的隔膜。

　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，独具魅力。当我们向海外的受众讲述中国故事时，在把握历史事实、体现文化内涵之外，还需注意如何讲述一个好故事。这要求作者勇于守正创新，在坚持本国文化特色的前提下，寻找到能够打动更多人的情感共鸣点，寻找到与当下时代的连接点。

　　（作者为中国当代作家）

　　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23年10月30日 17 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