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考古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（坚持“两创” 铸就辉煌）

　　图①：良渚出土的漆器。 　　图②：良渚出土的玉冠状饰。 　　图③：陶寺出土的彩绘折腹盆。 　　图④：陶寺出土的陶扁壶。 　　图⑤：石峁出土的石雕。 　　图⑥：二里头出土的铜爵。 　　以上图片均为戴向明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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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，是在中国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、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。

　　距今5000年左右至4300年之间，良渚呈现出向原始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，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证。

　　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头时代，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强势崛起，成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标志。

　　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时强调，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、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，离不开考古学。要实施好“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”、“考古中国”等重大项目，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。

　　从1万年前南稻北粟（黍）的农业起源，到定居生活普遍出现、区域文化特色凸显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历经数千年发展。距今5500年前后，长江中下游、黄河中下游和燕山辽河地区，开始显露出社会分化的迹象。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张家港东山村、安徽含山凌家滩、湖南澧县城头山、河南灵宝西坡、山东泰安大汶口、辽宁朝阳牛河梁等遗址中，发现了高等级墓葬、大型中心聚落、大型高等级建筑、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址。这些考古发现意味着文明的曙光初现，之后，中华文明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。

　　良渚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

　　距今5000年左右至4300年之间，各地区的发展开始加速。黄河流域出现了甘肃秦安大地湾和庆阳南佐、河南巩义双槐树、山西襄汾陶寺、山东和苏北多处大汶口文化大型遗址等高等级聚落。这些区域在社会组织规模、社会结构的复杂性、文物所体现的文明成就等方面，都有进一步发展。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平原丘陵地带，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，孕育出了成熟的史前文明，两湖地区率先出现城址林立的局面。

　　以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为中心，考古发现有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、形似台城的莫角山宫殿区、瑶山和反山等王陵级的贵族墓葬与祭坛、西北部山区的高低水坝系统……这些都从不同侧面显示出绵延不断传承的文明形态，尤其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与次第有序的聚落格局，能够动员和组织的庞大劳动力量与技艺高超的专业工匠。这些情况表明，良渚呈现出向原始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，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证。

　　黄河中游文明的兴起

　　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龙山时代，曾经发达甚至领先的长江中下游、黄河下游平原地区渐次衰落，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则持续繁荣发展，尤其是黄河中游开始达到史前文化与社会演进的又一个高峰。

　　在以晋南襄汾陶寺、陕北神木石峁为代表的遗址中，考古发现了都邑性的庞大聚落、高耸的城址和深陷的壕沟、大型高等级建筑和贵族墓葬、玉石制品、漆木器和彩绘陶器等遗物，这些都展现出早期国家的图景。从西亚经中亚引进的黄牛、绵羊、山羊等大型家畜，与本土传统的粟作农业和家猪饲养等养畜业相结合，使太行山以西、秦岭以北的黄土高原地区获得了新的生产力，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，从而促进了黄土高原地区的社会发展。黄土高原地区的社会发展，也得益于积极吸纳周边区域先进的文明要素。例如，良渚文化的许多代表性玉器就传播到了晋南、陕北和西北等地。考古工作者在包括陶寺、石峁和西北齐家文化的一些大型聚落中，都发现了不少良渚式玉器。晋南陶寺大墓所体现的上层社会礼仪制度，受到了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直接影响。

　　文化交流融合活力不断

　　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头时代，长江中下游、黄河下游等东部平原地区持续衰落。从东北燕辽、北方河套到西北甘青、西南巴蜀的“半月形高地”，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强势崛起，成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标志。

　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，考古工作者发现有规整的宫城、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、规划有序的网格状的城市道路系统。其中，官营性质的青铜、玉石等手工业作坊不断被发现，众多墓葬出土了大量华美的青铜礼器、玉器、漆器、陶器。与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相比，二里头最大的特点，是出现了爵、斝、盉、鼎等青铜礼容器。以陶范浇铸等技术制作出形态复杂、种类多样的青铜容器，是中原夏文化独特的发明创造。包括大规模采矿、冶炼、远距离运输和多环节制作工序的青铜冶铸业，不仅仅是技术进步，还反映出早期王朝国家获取和控制重要战略资源、组织和管理庞大劳动力及国家层面“高科技”专业化生产的能力，更是新型国家加强礼制建设、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体现。

　　中原夏王朝的崛起，正是汇聚融合周边地区先进文化与生产要素后进一步创新的结果。包括对北方牛羊畜养、南方水稻种植的广泛学习，对晋南盐业和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，将冶金技术与礼制建设相结合的发明创造，对不同区域制玉、用玉传统的广泛借鉴，等等。这些优秀传统，被其后的商周王朝发扬光大，中原文明的辐射地域不断扩大。考古中所发现的郑州商城、殷墟、周原、丰镐等商周都城的规模，比起包括二里头在内的都邑性聚落，面积大数倍乃至10倍以上。大型宫殿建筑、大规模高等级贵族墓葬乃至王陵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等，都是此前的历史阶段无法比拟的。商周时期还出现了成熟的文字。可以说，商周王朝将中国青铜文明推向高峰。

　　正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发展出的青铜文明，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地位，并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力量。至此，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干，包括周边多个地域文化，形似“重瓣花朵”的中华文明体系初步形成。

　　通过梳理可以看出，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环环相扣的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有着内在的逻辑和因果关系。

　　正如考古学家严文明所言，中华文明能够连续不断地发展，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。中国周边有高山、大漠、草原和大海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。这个地理单元又足够广大，环境多样，在早期容易形成多个区域文明。这些区域之间又很容易交流互动，彼此取长补短，各地文明的精华在区域间不断传播和发展。这种多元性保证了中华文明总能不断地推陈出新、保持活力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，是在中国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、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。同时，考古显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自史前时代开始就从未间断。中华文明的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，使其通过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并创造性地发展、应用，不断增强自身发展的能力。

　　（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）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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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23年11月25日 06 版）

(责编：白宇、卫嘉)